【案情简介】

2021年9月，犯罪嫌疑人徐某某在其朋友杨某的介绍下，在明知他人实施违法犯罪，需要支付结算的情况下，将以其个人名义办理的多张银行卡及其微信账户、手机供给上家使用，并且多次配合进行人脸识别认证、ATM机取现等行为，上述银行卡均已被他人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支付结算，银行卡流水共计115万余元，经查明均为诈骗资金。

【调查与处理】

2022年5月31日，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检察院以徐某某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向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，2022年6月20日，经海陵区人民法院判决，徐某某的以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，缓期两年，并处罚金一万五千元。

【法律分析】

一、帮信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区别

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（以下简称帮信罪）与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（以下简称掩隐罪）存在相似之处，但也并非全部竞合。就相似之处而言，两罪均系上游犯罪的帮助犯罪且无事前通谋、对于上游犯罪均是概括性的明知、均存在犯罪故意。但该两种犯罪也存在较大的区别。

（一）行为人明知的内容不同。帮信罪是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，明知的内容是他人实施了网络犯罪，但对他人的具体犯罪内容并不知情；但是掩隐罪明知的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，且对于资金的具体性质以及销赃的金额是明确知道的。

（二）提供帮助行为的阶段不同。帮信罪是为信息网络犯罪提供帮助，通常为犯罪中的一环，为犯罪的实施提供帮助行为；但掩隐罪是事后的帮助行为，上游犯罪已经既遂，系事后的销赃行为。

（三）所结算的资金性质不同。帮信罪中所结算的资金性质往往是犯罪的经营性资金，如赌资、交易流水资金等等，并不要求所帮助的犯罪对象系犯罪所得；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所结算的资金是犯罪所得或者是犯罪所得产生的金、孳息等收益。

二、帮信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罪名认定

在某些提供帮助的案件中，对行为人定何种罪名存在较大争议。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支付结算过程中需要刷脸认证，行为人不仅提供刷脸帮助，甚至部分行为人直接被其上线安排在宾馆等固定场所居住，按照其上线的指令专门为上游犯罪提供转账服务。对于该类案件的定性，在实务中有观点认为，提供刷脸，即可认定为掩隐罪，也有部分观点认为仅从刷脸帮助这一行为无法直接认定为掩隐罪，还需要综合考虑。笔者认为，在该类案件中，行为人明知是上游网络犯罪仍提供帮助的，即存在犯罪故意，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。对该类犯罪的定性难点主要有两个方面，其一系行为人对于上游犯罪的“明知”的程度，帮信罪对于上游犯罪是概括性明知，只需要知道上游活动系犯罪活动，或者提供的银行卡等支付结算工具可能用于网络犯罪即可；掩隐罪则要求行为人明知其支付结算的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。其二系行为人提供结算帮助涉及的资金性质，帮信罪对于资金性质并无要求，只要是网络犯罪活动的资金即可，不要求具体查明；而掩隐罪则要求资金系犯罪所得或者其收益，而网络犯罪具有隐秘性高、犯罪链条长、跨地域性等特点，上述类似案件很难查明行为人帮助支付结算的资金性质，对于将上述案件的行为人定为掩隐罪存在一定难度。

笔者认为在该类案件中，需要综合考虑到行为人对网络犯罪活动的“明知”程度，即行为人对所帮助之罪是概括性的认知，还是明知其参与的转账活动系帮助犯罪如诈骗、赌博等情况，如果行为人只是概括性的明知，对于具体是什么犯罪并不知情，只是在放任该类犯罪的发生，则可以帮信罪定罪，但应充分考虑到行为人对所帮助的犯罪活动的参与度更高，在量刑时可以予以充分考虑。如果行为人明知其参与的系电信诈骗等犯罪活动仍然参与转账、刷脸等活动，则可以所帮助之罪的共犯论处。特别是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，行为人与实施网络诈骗犯罪的行为人不存在交集，甚至可能是异国，查明犯罪对象是否为犯罪所得存在困难，在行为人仅提供银行卡供上游犯罪支付结算的情况下，以帮信罪定罪量刑是实务较常采用的方式，且帮信罪与掩隐罪的从犯在定罪量刑方面基本适当，亦能够达到罪责刑相适应的情形。

三、以刑法论理解释合理划定两罪的处罚范围

（一）不宜将事后帮助行为认定为帮信罪的实施行为。实践中，由于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犯罪越来越链条化、产业化，上游犯罪人又未到案，刑法增设帮信罪，确实可以处理部分在证据上难以认定成立上游犯罪共同犯罪的案件。基于此，根据刑法第287条之二的规定，帮信罪只有“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”一档法定刑，这也符合本罪作为兜底性轻罪的体系定位。承认事后的帮助行为，不仅不符合本罪的规制范围，也会导致本罪与掩瞒罪的理论体系难以自洽。因为，一般认为掩瞒罪是典型的事后帮助犯罪，本罪要求上游犯罪事实“查证属实”，且为既遂，才能被评价为“犯罪所得”，如果承认事后的帮信罪帮助行为，或将导致掩瞒罪因为没有既遂的“犯罪所得”而难以成立，因为根据该条第3款规定，如果同时符合掩瞒罪的“情节严重”，也将依照处罚较重的掩瞒罪处罚。

（二）从主客观相统一的行为视角，区分两罪适用范围。例如，行为人在向上游犯罪人“供卡”时，上游犯罪人就明确告知其需要在现场、刷脸等配合转账服务，行为人在该主观帮助故意支配下，短时间内连续实施了“供卡”和配合转账行为的，该行为客观上可以评价为“支付结算型”帮信罪行为，从主客观相一致的角度，可以将该行为一体评价为帮信罪，而不宜人为切割为“供卡”行为构成帮信罪，配合转账行为构成掩瞒罪。但是，如果行为人向上游犯罪人“供卡”后，上游犯罪人又安排行为人配合转账、取现服务的，甚至安排行为人帮助完成他人“供卡”后的取现服务等，此时行为人已经明确认识到卡内钱款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，再实施相应转账、取现等行为的，行为人犯意升高，应从重认定掩瞒罪，或者评价为两个行为数罪并罚。

（三）严格解释掩瞒罪中的“犯罪所得”，避免量刑过重。掩瞒罪的法定刑分为两档，第二档“情节严重”的法定刑为“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”，高于帮信罪，实践中有观点认为，只有扩大帮信罪适用范围，才能避免量刑失之过重。但通过严格解释掩瞒罪中的“犯罪所得”，亦可以解决该问题。掩瞒罪的“犯罪所得”应当是查证属实的犯罪数额，如银行账户中经查证属实的被电信诈骗金额。这种严格认定方式，可以降低掩瞒罪“犯罪所得”数额，进而在该罪第一档法定刑档内定罪量刑，同样可以避免量刑过重的问题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在司法实践中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件呈现快速增加的趋势，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两罪的定罪量刑还存在一定的不同认识。准确把握两罪在司法适用中的重点问题，将对惩治涉“两卡”犯罪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，严格区别两罪也有益于提升司法的公信力。